1938年，在延安时期，陈云为抗大师生做《怎样做一名革命者》的报告，有一句话描绘了陈云心中合格的革命者：“终其一生，为他的信仰实现而奋斗到底”。

为革命信仰毅然离家

大革命时期，上海黄浦作为租界，成为了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公开斗争的主舞台之一。作为工人运动的组织者、领导者之一，陈云对革命的艰巨性、长期性有着清醒认识，对革命最终的胜利也有着坚定的信心。他对商务印书馆工友们说：革命总要二三十年才能成功。

陈云在入党时说过：“今后不是做‘成家立业的一套’，而要专干革命”。1926年，陈云明显分析到，中国的工人阶级力量太弱了，在《中国民族运动之过去和将来》指出：在以农立国的中国，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强的农民，是民族运动中唯一大主力。农民不参加运动，中国革命鲜有希望。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清党运动。同年7月15日，汪精卫与中国共产党决裂。国共合作大革命失败。在白色恐怖中，商务印书馆俱乐部被国民党反动派枪击，大批工友被杀身亡，也有一些人叛变革命。就是在这个情况下，陈云仍然坚持开展地下斗争。8月，中共江苏省委决定陈云担任苏中区党委委员，这让他处境更加危险。但是陈云的乐观态度从四句打油诗中展现出来：铁窗风味、家常便饭、杀头枪毙、告老还乡。9月，根据开展土地革命规定，中共江苏省委做出农民运动工作计划，组织上海的共产党员到外县去鼓动农民组织秋收暴动。要注重从工人中选拔农运领导，因为工人的阶级性比较稳固。陈云接到指令后立刻报名：到农村去，这与他开展农民运动的路径不谋而合。10月份，陈云离开商务印书馆。告别工友时，他说：我此去一不做官，二不要钱，三不妥协，只为了要跟反动派坚决斗争到底，求工人的解放。

此后3年时间，陈云踏踏实实从一点一滴做起，通过重新组织农会，开展反地租运动，进而组织农民武装暴动，并且考察积极分子，发展了一批农民党员，恢复了党的组织。包括庄行暴动、枫泾暴动等10余起农民暴动。其中，1928年1月的小蒸农民暴动是陈云第一次组织暴动，他的舅父母几经劝阻，虽然矛盾，但是最终陈云还是想清楚了：“不推翻现有的社会制度，个人及家庭问题没有出路。只有革命成功，每个人可以劳动而得食时，人人家庭得以解放，我的家庭也就解放了。”，最终犹豫三天，决然离家。

1928年的枫泾农民暴动开始时惨遭国民党反动派镇压，负责暴动的吴志喜、陆龙飞及农民军17人被捕。当天下午，陈云与上级党委沟通后，展开对吴、陆的营救行动，当赶回松江后，冒着“首要分子悬赏”的风险开展行动，然而吴、陆明确递出遗书：松江危险，我们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由于准备仓促、营救行动未能成功，吴、陆英勇就义。陈云与其他同志仍然不放弃，在转移到浙江嘉善后，他仍然派同志恢复松江地区的农民暴动运动工作。

女共产党员姜辉麟在庄行暴动期间受陈云的直接领导，一次在运送手榴弹的紧急任务中被捕，并于1933年被秘密杀害于南京雨花台。陈云后来被调入中共江苏省委农委工作。解放后，陈云为这些烈士一一手书了挽联。但是，他仍然相信农民运动是中国革命的希望，并继续坚持斗争。

挽救党于危难之间

1931年，顾顺章叛变，并且将党在中央的组织和人员全部交代出来。潜伏在国民党情报机关的钱壮飞在千钧一发之际，立刻派人连夜从南京赶往上海找到李克农。李克农由于无法联系到中共中央，辗转联系到了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云。陈云一方面抓紧汇报给周恩来，另一方面发挥自己在上海本地情况熟悉，人脉广的优势，在2~3天内将很多领导同志和重要文件转移、处理。使国民党反动派一一扑空。然而，中央特科遭到了严重破坏。根据中央指示，陈云进入中共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重建特委。

1931年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供出了周恩来在上海的住处。12月，周恩来被迫转移到中央苏区。在这个情况下，陈云成为了中央特科的实际负责人，一方面重新布局地下联络点，另一方面用经费办了很多小商小贩小铺子。在自我生存、发展节省经费的同时，也方便掩人耳目，开展秘密活动。这些商铺办的有声有色。

1931年9月，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陈云担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1932年，陈云又担任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他参加领导了10多个规模较大的工人斗争运动，自3月到7月，党员增加一倍、团员增加一倍、工联会员和赤色互济会员各增加四倍。陈云回忆说：“在这个时期中，我自认是在白色区域工作上最有兴趣的一个时期，工会工作取得了成绩”。

就当陈云开始将工人运动推向高潮，推向全国的时候，白色恐怖也日益严重。1932年，国民党中统局成立上海行动区总部，目标直指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秘密机关，他们通过利用叛徒、安插内奸，积极破坏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导致大量的组织被破坏、分化，革命队伍中有人动摇、有人迷茫、有人悲观。

在全总的一次会议上，陈云谈到许多人叛变时慷慨陈词：“他们的叛变是对阶级的动摇，这一点要让下面知道，上面叛变我们也要干，因为我们为的是阶级，要为阶级利益而奋斗。”

年底，中华全国总工会设立白区执行局，又称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中央执行局。

感悟

越是艰难险阻，越能检验初心。

重读陈云在青葱岁月中的革命足迹，最令人动容的，不是他身处高位时的运筹帷幄，而是他在白色恐怖最严酷的年代里，以一介书生之躯，毅然投身于随时可能牺牲的地下斗争。他的信仰，从不是写在纸上的宣言，而是刻在行动里的誓言——“终其一生，为他的信仰实现而奋斗到底”。

这份信仰，首先体现在清醒的认知与坚定的方向感上。早在1926年，他就敏锐指出：“农民是民族运动中唯一大主力。”这不仅是对国情的深刻洞察，更是对革命路径的战略判断。当大革命失败、无数人动摇退缩之际，他没有沉溺于悲愤，而是迅速转向农村，在血与火中组织暴动、重建组织。即便亲人劝阻、生死未卜，他仍选择“离家”——不是抛弃家庭，而是为了千万个家庭的解放而舍小我。

其次，他的信仰彰显于面对失败与牺牲时的坚韧与担当。枫泾暴动失败，战友就义；庄行暴动中同志被捕殉难……每一次打击都足以让人绝望，但陈云从未退却。他一边含泪为烈士手书挽联，一边继续派遣同志重返敌后。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勇气，正是共产党人“越是艰险越向前”的精神底色。

更可贵的是，他的信仰始终与阶级立场和人民立场紧密相连。在全总会议上，面对叛徒频出的局面，他斩钉截铁地说：“我们为的是阶级，要为阶级利益而奋斗。”这句话掷地有声——革命不是为个人前途，不是为权力欲望，而是为被压迫者的解放。正因如此，他能甘守清贫，办小铺子掩护工作；能深入田间，与农民同吃同住；能在最黑暗的时刻，依然相信“革命总要二三十年才能成功”。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远离枪林弹雨的时代，但“信仰”的考验并未消失。它可能表现为：在利益诱惑前是否坚守原则？在困难面前是否选择躺平？在集体利益与个人得失冲突时，能否作出正确抉择？

陈云的青葱岁月告诉我们：真正的信仰，是在无人监督时依然选择正确，在希望渺茫时依然坚持前行，在个人安危与理想信念之间，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这种精神，穿越百年风雨，依然熠熠生辉，值得我在现在的工作生活中深思、传承与践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