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陈云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中，陈云同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
120年前，陈云同志出生于江苏省青浦县练塘镇（今属上海市青浦区）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彼时，中华民族深陷内忧外患：外有帝国主义列强肆意侵略，内有封建专制压迫，民族危亡迫在眉睫。陈云两岁丧父，四岁丧母，由舅父抚养长大。幼年生活的艰辛，使他深切体会到社会底层人民的苦难。在颜安高等小学就读期间，他的班主任张行恭先生思想进步，常向学生讲述国家危难与民族觉醒的道理，激发了少年陈云朴素而真挚的爱国情怀。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反帝反封建的浪潮迅速席卷全国，青浦民众也积极声援。多年后，陈云在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的文章中回忆道：“当时我是一名高等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学校位于上海附近的乡间，很快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在一位姓张的教员带领下，我们组织罢课，并开展街头宣传和戏剧演出。有一次，我在茶馆里发表演讲，情绪激昂，手足挥动，竭力唤起民众的觉醒。”
从颜安小学毕业后，在张老师的推荐下，陈云于1919年农历十月十七日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正是在这里，他广泛阅读进步书刊，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他曾回忆说：“自己把列宁的著作找来看了，觉得其中的道理比三民主义更深刻、更彻底。”
1925年，因工作勤勉、能力突出，陈云提前结束学徒期，成为商务印书馆虹口分店的店员。同年5月，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爆发，上海工人、学生和市民掀起大规模反帝爱国运动。陈云积极参与其中，与同事们一起散发传单、组织抗议示威。随后，商务印书馆职工举行大罢工，陈云被推选为罢工委员会委员长。他出色地组织和领导了这场斗争，有力推动了上海工人运动的发展。在革命实践的洗礼中，他深刻认识到：唯有彻底改造旧社会，才能实现人民的真正解放。由此，他坚定地选择了共产主义道路。经共产党员董亦湘（注：原文“董云翔”系误记，应为董亦湘）介绍，陈云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将毕生精力奉献给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
此后，陈云的革命履历不断跃升：1930年9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成为党的核心领导成员之一。
1934年10月，由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陈云随红五军团行动，负责殿后掩护主力部队撤离。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然而，长期以来，关于会议的具体过程和细节缺乏详实记录，成为党史研究中的一大缺憾。
直到1957年1月，中央档案馆从苏联接收了一批历史文献，其中一份未署名、无日期的手稿引起了注意。1982年4月，该手稿的复制件送至中央领导同志处，有人建议：“能不能请陈云同志看一看？”当手稿送到陈云家中，其夫人于若木将内容读给他听后，陈云当即确认：“这份东西是我写的。”原来，这是他在1935年2月中旬至3月间，为向部队传达遵义会议精神而撰写的提纲。这一发现令中央档案馆工作人员激动不已。该手稿后来被正式命名为《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成为研究遵义会议最权威、最直接的第一手史料，极大丰富了我们对这一重大历史转折点的认识。
长征途中，中央红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成功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1935年5月，红军飞夺泸定桥后，于当晚召开中央负责人会议。会议作出两项重要决定：一是红军主力继续北上，穿越草地；二是派遣陈云秘密返回上海，恢复白区党组织，并设法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不久，中央特科传来共产国际的指示，要求陈云前往苏联汇报中国革命情况。
1935年8月，陈云辗转抵达莫斯科。同年10月，他应邀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作题为《英勇的西征》的长篇报告，系统介绍了中央红军长征的经过、遵义会议的成果以及中国革命的现状，并就物资供应、交通联络等问题一一作出解答。该报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广泛关注。一个多月后，斯大林两次接见陈云，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坚持斗争的精神。陈云临危受命，圆满完成了党中央交付的重要使命，为中国共产党争取共产国际的理解与支持发挥了关键作用。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长征胜利结束。然而，此前奉命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的西路军，在甘肃、青海一带遭遇国民党马家军的疯狂围剿。尽管指战员们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浴血奋战，终因孤军深入、补给断绝而失败。1937年4月底，幸存的400余名西路军将士历经艰险抵达新疆星星峡。时任中共驻新疆代表的陈云闻讯后立即赶赴当地。面对这支衣衫褴褛但意志坚定的队伍，他深情地说：“你们能够保存下来，这就是革命的火种！只要保住这400多人，将来就能发展成4000人、4万人，甚至400万人！”随后，陈云与滕代远一起，将这批战士整编为“新兵营”，对外称“新疆督办公署新兵训练营”，实际上将其作为我党在新疆培养军事技术人才的重要基地，为后续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储备了骨干力量。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当地中国驻军奋起抵抗，标志着全民族抗战的开始。1937年11月，陈云从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返回延安，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他以识人之明、容人之量、用人之智著称，强调选拔干部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注重实际表现，反对唯成分论和形式主义。在他的主持下，党的组织工作迅速走上制度化、规范化轨道，党员队伍实现空前发展：到1938年底，全国党员人数由抗战初期的约4万人猛增至50余万人；至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时，已壮大到121万余人。陈云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七年（1937–1944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发展最为迅速、组织建设最为扎实的关键时期，为党领导抗日战争和后来的解放战争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和人才支撑。
在此期间，陈云与毛泽东多次深入探讨如何减少决策失误、避免主观主义的问题。他系统研究毛泽东分析问题、处理矛盾的方法，结合自身长期实践，逐步提炼出著名的十五字箴言：“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一思想方法成为他一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核心体现，也为全党树立了科学的工作作风。
抗日战争历经枪林弹雨与流离失所，终见胜利曙光。在1945年4月至6月召开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云作发言强调：“越是胜利在望，越要戒骄戒躁，越要保持清醒头脑。”他的发言深刻体现了共产党人在历史转折关头的战略定力。在随后举行的七届一中全会上，陈云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45年8月，他又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注：原文“增宣威”系误记），进入党的最高领导机构。
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确立“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派遣十余万部队和两万名干部挺进东北。陈云是最早奔赴东北的中央领导人之一。1945年11月，他抵达沈阳，参与领导建立东北根据地。面对复杂局势，他坚决贯彻“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策略，推动我党在东北从无到有、由弱到强，迅速打开局面。他亲自领导接收沈阳等城市的工作，积累了党在大城市开展政权接管、经济管理和社会动员的宝贵经验，为后续全国解放后的城市治理提供了重要范本。
随着解放战争全面推进，新中国的建国大业徐徐展开宏伟蓝图。1949年初，毛泽东在西柏坡日理万机，仍专门召见陈云听取工作汇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陈云就当时严峻复杂的经济形势——包括财政困难、物价波动、物资短缺等问题——作了深入分析，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他敏锐的洞察力、务实的作风和对经济规律的深刻把握，赢得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认可。
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明确提出：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必须学会管理城市和领导国家经济建设。会后，陈云由沈阳赶赴北平（今北京）。同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由陈云担任主任。从此，他肩负起统一全国财经、稳定经济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重任。从延安到东北，再到北平，陈云历尽艰险，奔波劳碌，始终以高度的责任感投身于党和人民的事业之中，为新中国的诞生与奠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毛主席曾深刻指出：“进入上海，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大难关。上海的问题解决了，全国经济稳定就有了基础。”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面对恶性通货膨胀、市场混乱、投机猖獗的严峻局面，陈云临危受命，主持中央财经委员会工作，全面统筹全国经济战线斗争。
他深入分析国家掌握的物资储备情况，果断提出“调运粮棉、紧缩银根、统一调度、集中抛售”的综合对策。毛泽东阅后当即批示：“即可发。”这一批示充分体现了当时财政经济斗争的紧迫性与党中央的高度信任。
陈云随即周密部署，组织了一场全国协同的经济战役。1949年11月25日，在物价上涨最为迅猛的关键时刻，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等大城市同步行动：国营贸易公司集中敞开抛售粮食、棉纱、煤炭等主要物资；同时，人民银行收紧信贷，暂停贷款，严控货币投放。投机商原本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见政府大量抛售且资金链被切断，顿时恐慌抛售，结果价格越抛越跌，迅速带动整个市场物价回落。短短数日，这场“米棉之战”取得决定性胜利。
陈云这套“组合拳”，不仅迅速稳定了物价、安定民心，更向民族资本家和广大民众展示了新生人民政权驾驭经济的能力，给私营工商业者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毛泽东对此高度评价，仅用一个字概括其成效——“能”。
平抑物价的成功，为随后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1950年3月，政务院颁布《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实现了财政收支、物资调度、现金管理的全国统一。这标志着新中国初步建立起集中统一的财经体制，为大规模经济建设创造了前提条件。
1950年10月，陈云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被递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正式进入党的最高领导核心。此后，他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国家经济建设战略的制定与实施中。面对新中国经济基础极为薄弱的现实——当时我们还不能制造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台拖拉机——陈云清醒认识到：要实现国家独立与强盛，必须通过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迅速提升社会生产力，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
在此背景下，“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应运而生。作为新中国首部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设计者和组织实施者，陈云全程深度参与了“一五”计划的编制、调整与执行。不仅如此，在此后连续四个五年计划中，他始终以高度责任感关注国家经济布局与发展路径。
尤为关键的是，陈云直接领导并指导了“156项”重点工程的规划、选址与建设工作。1952年，他率团赴苏联进行长达数月的谈判，与苏方深入磋商，最终促成苏联援助中国建设156个大型工业项目（实际落实150项）。这批项目涵盖钢铁、机械、能源、化工、军工等关键领域，构成了新中国工业体系的骨干。这次出访，不仅引进了先进技术与设备，更建立了系统的工业管理制度和人才培养机制，对新中国工业化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陈云后来总结道：“我们好就好在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个体系的初创，就是‘156项’。”正是在他的科学谋划与务实推动下，“一五”计划超额完成，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8%，一大批现代工业部门从无到有建立起来，为中国工业化起步奠定了决定性基础。这一成就，赢得了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执行结果是人民满意的。
1955年3月31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陈云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他指出：“我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将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是在做我们过去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但我们相信，在党的领导下，全党和全国人民一定能够胜利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
毛泽东对陈云的经济工作能力给予高度评价，称他“看问题有眼光，抓得准，稳得住”。这一评价，既是肯定，也是历史的真实写照。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9月28日，在八届一中全会上，51岁的陈云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成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陈云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强调“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经济方针，主张按经济规律办事，反对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和瞎指挥。他的许多思想和建议，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政策调整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作出了杰出贡献。
然而，随后到来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和国家事业遭受严重挫折。在这十年内乱中，陈云身处逆境，一度被排除在领导岗位之外。但他始终信念坚定，坚持读书学习，密切关注国家经济形势，深入思考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问题。即便在最困难的时期，他仍通过调研和笔记，默默积累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刻见解。
历史的转折出现在1978年。这一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原定议题是讨论经济工作。但会议第三天，一向出言谨慎的陈云打破沉闷气氛，率先发言，明确提出：“要把‘文化大革命’遗留的问题解决好，特别是要为彭德怀、陶铸等同志平反，也要解决康生、谢富治的问题。”他还强调：“对冤假错案，要实事求是地予以纠正。”
这一发言犹如一枚“重磅炸弹”，迅速引发与会同志强烈共鸣，推动会议议题转向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和总结历史经验。陈云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担当，勇敢发声，为会议实现历史性转折发挥了关键作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持续36天，最终形成了全党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政治共识。
会议闭幕时，邓小平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篇讲话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标志着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全会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在这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全会上，陈云重新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并被任命为新恢复设立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作为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坚决支持和推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积极倡导扩大企业自主权、发展商品经济，支持从沿海到内地的对外开放战略。同时，他高度重视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反复强调：“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他指出：“要搞好改革开放，必须首先搞好党的建设；要搞好党的建设，必须端正党风。这既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又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在他的主持下，中央纪委迅速开展平反冤假错案、整顿党风党纪、恢复党内政治生活正常秩序等工作，为改革开放顺利推进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
陈云以深邃的战略眼光、坚定的原则立场和务实的工作作风，在历史转折关头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繁荣富强之路作出了卓越贡献。
晚年，陈云同志从党和国家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依然心系国家发展和人民福祉。他始终关注改革开放进程，经常就经济建设、党的建设、干部作风等重大问题提出富有远见的意见和建议。即使在因病住院期间，他仍坚持每天听新闻广播、阅读《人民日报》等报刊，了解国内外大事。
在他最后一次住进北京医院期间，身体已十分虚弱，但仍以顽强的意志亲自审定《陈云文选》第三卷的书稿内容，逐字逐句把关，确保思想准确、史料真实。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这些文章，要对历史负责。”
1995年4月10日，陈云同志病情恶化，已无法言语。但他仍示意工作人员继续为他播放评弹——这是他一生钟爱的家乡艺术。当天上午9时40分，陈云同志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根据他的遗嘱，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骨灰撒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一个普通雪松树下。他将自己的一切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陈云同志的一生，是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崇高风范、务实作风和深邃思想，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和学习。